近代上海“时疫”多发

中国历史上一般以“时疫”一词泛指某一时间段或特定季节流行于某一区域的传染病。该词所能指称涵盖的传染病较为广泛，基本涵盖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瘟疫。年上海中国医学院教授蔡陆仙还编有《时疫病问答》向民众普及相关医药知识。而自古以来，江南地区瘟疫多发。具体到上海地方所称之“时疫”，泛而论之，是对夏令时节各种急性疾病的俗称，如急性肠炎、痢疾、中暑、霍乱等等；狭义上，则指近代上海每年最为流行的霍乱吐泻病症。近代上海出现的众多“医院”，大多以治疗霍乱为主体。

面对这些“时疫”，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国社会都没有完全防治的办法，除了中医方药治疗外，许多民众还求助于宗教信仰，通过向一些神明祈求来祛除瘟疫，因而也就有了一些属于民间信仰的游神赛会等群体性社会行为。比如，常见于上海周边地区的杨老爷庙所供奉的“黑面”杨老爷，就常在“香汛”（指香客在节庆当日前来进香的活动）期间，或者发生疫情时，有大量信众前来烧香敬拜，甚至抬出巡街游行，以求原是东汉时期一名正直做官清廉为民的太尉杨震来庇佑乡里免受疾病灾害之苦。而在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体系中，也有诸多神祇被认为拥有这种祛除瘟疫的“神力”。

《驱时疫杨老爷赛会》《新闻报》年7月25日

然而，祛除“时疫”的最好办法还是要通过行之有效的医疗救治手段。“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得风气之先，是中国较早引入近代西方医学的城市，医疗卫生状况得之一新。但是又因上海的“五方杂处”和气候条件等因素，这座城市又是“时疫”的多发之地。如何避免“时疫”的爆发，“时疫”爆发后如何及时结束疫情，成为彼时中外人士都关心的公共卫生议题。年第期的《万国公报》以“时疫可畏”为标题提醒公众注意防范。年第期《万国公报》在报道“大清国近事”时又着重提醒读者注意上海的“时疫”，“近日沪上猝患时疫而逝者不少，概见凡病家专信谣言瘟神下降，以至于此。故偶染疾病，求神拜佛，冀有挽回，无暇访医服药，遂致不起。……”作为一个由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主办的现代性刊物，《万国公报》呼吁中国民众重视通过现代医学祛除“时疫”。

《时疫大行》《万国公报》年第期

而此时西方世界对传染病的内在发生和传播机制、治疗方式，也才有了根本性的科学认知转变，主要得益于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Pasteur，—）等人在细菌学上的重大发现以及对许多传染病病原体的科学证实。带有公益性质的巴斯德研究所也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以研究和治愈狂犬病等传染病为主要科学目标。巴斯德的贡献很快也由洋人传播至中国。而早在年就有在华西医提议在上海设立巴斯德研究机构，以造福中外民众，但不知出于何种缘故被租界工部局否决了。

西方医学关于传染病的认知也影响着中国社会在相关方面的知识转变，而较早接受这种医学观念转变的多是彼时愿意“睁眼看世界”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沈敦和（字仲礼，—）就是其中一位，也是最早在上海设立医院的重要历史人物。

沈敦和的官场之路与多重身份

沈敦和，浙江宁波人，年出生于一个茶商家庭，早年号耳学庐主，晚年号别署塞翁。其父沈雄，始为儒生，后协助崇厚办理五口通商口岸事宜数年。受其父影响，少年沈敦和在上海自费求学，并于光绪二年（）20岁时至英美游学，且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法政科。后因父丧，就读13个月后回国，被清廷“从九品选用”。

沈敦和先是在上海会审公堂担任译员，办理洋务，后被两江总督刘坤一赏识，于年12月间派赴金陵（南京）襄办电报事务。是年又凭借熟悉外国法律的才能，协助刘坤一妥善解决传教士江宁租地案而平步青云，先后又协助左宗棠、曾国荃、张之洞等历任两江总督办理各项“洋务”事宜。可以说，沈敦和善办“洋务”，缘于其熟知“西学”。此外，他还热心公益，经常捐款赈灾。

年刘坤一重任两江总督，沈敦和继续受重用。在华西人则称沈敦和为“能讲英文的官员”（AnEnglishSpeakingOfficial）。也有人称，“寓沪西儒皆尊重之”。（《追述沈仲礼君之家庭》，《妇女旬刊》年第91期）。然而，“人红是非多”，年受大学士刚毅弹劾，沈敦和被遣发张家口军台效力赎罪。时人评论说，沈氏被弹劾虽有政事上的过错，但刚毅也有出于嫉妒其会英语且与外人过从甚密，断定沈氏有“汉奸行径”的嫌疑。

沈敦和留辫便服照片（《寰球中国学生报》年第2期）

在张家口期间，正遇到深入内地追击的“八国联军”，沈敦和通过老道的外交手段保护地方民众免遭战祸。他因此重受清廷重用，任山西洋务局总办负责处理“教案”事务，还与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一起督办山西大学堂。年日俄在东北开战，中国民众受战乱之苦，此时为沈敦和联合任锡汾、施则敬等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会济善会。后因无法得到日俄交战双方认可，沈氏遂与李提摩太奔走联络，于3月10日在上海租界公共工部局成立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年，沈敦和还赞助创办救助失足妓女的济良所。年又参与天足会解放妇女缠脚的活动，并于年发起成立天足会女学堂。可见，此时“半官半民”的沈敦和，逐渐将精力从政事转移至各项社会事业。

年上海集成图书公司出版南苕外史所编《沈敦和》，详细记述了沈敦和的官场生涯，并从“兵家、外交家、慈善家、教育家”4个身份为其作传。而在上海延续多年设立医院则是沈敦和作为慈善家的重要活动。

公共卫生与租界华人自立：沈敦和创办上海医院的多重因素

沈敦和刊登于年8月20日《新闻报》上的《医院启》一文，乃其发起设立专治“时疫”医院之始。他指出夏秋之际上海痧症多发，得病人随发随毙，乃是一场浩劫。医院（ShanghaiGeneralHospital）年至年用西医治法施救的人中只有人活命的数据，来说明彼时西医治疗方法也亟需革新的情况。

沈敦和《医院启》

而这所“施救急痧”医院之所以能够开设，很大程度取决于在华西医柯师（S.M.Cox）更新了有效治疗霍乱的新方法。柯医院工作，常接触患有传染病霍乱的病人，在治疗实践中，他改良了“盐水灌入血管”之法，极大地提升了救治率。因而，沈敦和在《医院启》中特别提到柯师改良之法的效用，医院位于上海北部的虹口，较为偏远，城厢内外前去求治较为不便。于是，他与柯师商议，请其提供医疗技术和药品以及一些治疗经费，医院。该医院主要医治罹患霍乱、吊脚、转筋、瘪螺等时疫痧症。

在《医院启》中，医院由其捐办而成，强调病房卫生清洁，男女病人分间治疗，床铺、衣服、饮食一应俱全，而且聘请熟练看护人员，照料周到，分文不取。沈敦和另提及不愿接受施医、施药之名，而愿缴纳或捐助费用者，可至黄浦滩华安保险公司交至他自己手上，再由他登报刊列征信录。医院开医院的先河。

医院的英文名为ChineseCholeraHospital，根据霍乱疫情暴发的季节性，只在暑热时节开设三四个月左右，后更名为上海医院。在第一年设立的不到3个月间即救活了余人。因此，沈敦和在年7月间又联合朱葆三等人继续捐办医院，不过此次院址定在英租界二马路跑马场嘴角的安康里。

年医院继续开设，由于前两年办院效果颇佳，在社会上赢得良好名声，这一年医院扩大了租用院址的规模，同时也得到了沪上各大小商行和地方官绅的极力捐助，院址在离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不远的天津路80号。此外，《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时报》《神州日报》等各报馆皆代为接收医院广告和致谢启示的费用。医院在此时已成为上海各界热心的公益事业。而年该院开院的第一个月即已治愈一千多人。沈敦和还于年8月31日用英文致信《字林西报》，向在华西人介绍了医院的具体情况，并在信末邀请在沪西人前来参观。

可以概见，沈敦和连续组织捐办的医院在上海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医院就诊的病人纷纷在治愈后通过报刊表达致谢。统计年该院共治愈三千余人，被称作是“上海慈善界之巨大成绩”（《时报》年7月22日）。中外人士也积极向该院捐款，据年9月16日《字林西报》的记载，福开森（JohnC.Ferguson）等人号召在沪美国人捐款共美元。可以说，在沈敦和的影响下，医院成为中外人士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