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期间，我对学校便利店的几位员工做了相关调查。

第一位调查对象是一位河北农民，阿姨为了给自己攒养老金，同时也是为了给儿女攒钱，便进城打工。阿姨在超市工作，虽然长期在超市工作，但她并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三险一金。超市一个月会有四天假期，如果休息的话，一个月会有元工资，但阿姨为了增加收入，选择不休假，并且值夜班。不休假有元钱的全勤奖励，值夜班有元钱的夜班费，这样的话，阿姨一个月就有将近4元收入。超市的工作没有包食宿，为了节约开支，阿姨选择去最便宜的大伙食堂吃饭。阿姨还告诉我，学校里的土地都是后勤集团的土地，但超市、宿舍楼等设施的经营运行，都是投标外包出去的，这些地方一年一招标，只换外包方，不换基层工作者。

阿姨还跟我谈到了她老家农村的状况。在村子里，一个人应该有三亩地，但实际上每个人只有2.5亩地，阿姨家有三口人，所以她的家里有7.5亩地，地里主要种稻米，玉米，小麦，棉花和豆类，由于土质原因，地里不种土豆。种地收入不高（只能“糊口”），虽然有国家提供的麦种补助（十亩地斤）和地补（余元，但调查对象并不清楚具体补助方式），但这些补助并不够看，因此农村的年轻人口大都选择进城务工，增加收入，村子里留下的大都是些老人小孩。由于村里并没有土地流转政策，家里的地不能放着不种，还得要有人负责，于是留在村里的老人就承担了这份责任。村里种地麦收并不纯靠人力，农村里有农机，但农机不是公有的，而是由一些农机承包商提供的。这些承包商有农机，也有技术人员，每到村民需要农机的时候，便会去找这些农机承包商。农村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迟滞的，一是因为种地不赚钱，没多少人还想着靠种地过活，二是因为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就算修好了农业设施，也缺乏人力，三是因为集资难，收回成本的时间长。村里原来公有的一个磨坊，也早已停止运作了。除此之外，农村还面临着不少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很多农村青年都选择了丁克，但老人却希望有孩子，要孙子孙女通常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老年人希望传宗接代，另一方面是老人们也需要养儿育女来防老，后者是更迫切的要求，老人对养老院是不信任的，养老院被讥讽为“养死院”，这种养老方式实际上很受罪。

阿姨还聊了很多其他事：合作社时期农村的确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不管公田只干自留地，托关系记工分等；阿姨知道有劳动合同才能有法律保护，但她选择体谅管理者；阿姨在处事上秉持着息事宁人，明哲保身的态度

第二位采访对象相对年轻，他是河南农村的一位农民，正值壮年，家里有七口人，为了提高收入，大哥便选择来城里打工，他之前曾在餐饮行业工作，后来才到了学校便利店，两者待遇相差不多。这个便利店的待遇与前面的超市有所不同，一个月大约有元报酬，无三险一金，工作包食宿，三班倒，每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晚班轮换。大哥的村里有土地流转政策，不过土地一般只流转一部分，小块土地一般在当地承包，他家里有五六亩地，流转分红会按年发放。由于家中收入主要靠进城打工，所以在疫情期间，大哥家里断了收入，不过家里尚有些存粮，再加上农村花销不大，大哥家里尚能维持。

便利店里两位河南农村来的农民，她们家里只有2、3亩地，一亩地补助来块钱，种地的话只有几千块钱收入，而且要还要看年景，为了增加收入，她们也选择城市打工。她们有着很大的压力，一方面要维持生计，一方面还要帮孩子还房贷。由于村子地处偏僻（没有高速公路），所以村子里的土地没有需求，因此没有流转出去。疫情期间，她们家里也没有收入，靠着家里种的菜和白面才维持了过来。

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农村地区面临着的困境：农村退化，农民贫困，农业停滞，这种状况是否具有普遍性，值得我们继续深究，但它仍然为我们检视市场经济和城市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日渐萎缩，城市地区日渐膨胀，由于收入的不断萎缩，许多农民只能进城务工，而这部分农民，也就成为了城市中新的中底层人群。他们是城市中最缺乏